原标题：

在不断的磨炼中成熟起来

——专访大型现代山歌音乐剧《胜利大营救》（又名《风雨白石龙》）编导梅晓

梅晓编导。

梅晓导演在戏剧创作、导演行业走过40余年，以善于挖掘不同戏曲特色、创新再现经典而闻名。柳琴戏《沂蒙情》、汉剧《诗娘》、山歌剧《古寨牛人》、雷剧《岭南圣母》等风格各异，囊括历史剧、神话剧和现代剧的艺术精品，都出自梅晓之手。穿越古今的奇思、跨越时代的妙想，如同奏响在不同时空的美妙乐章，足见其深厚的艺术功力。

现代山歌音乐剧《胜利大营救》全体主创人员与演员合影。

2016年，为庆祝建党95周年，龙华民治街道将白石龙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的故事搬上舞台，打造出国内首部反映这段历史的大型音乐剧——《胜利大营救》（又名《风雨白石龙》）。今年7月，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龙华区委、区政府对《风雨白石龙》音乐剧剧本进行了全新的打磨提升，在剧本、舞台布置、灯光音响、服装上得到全面提升。升级改版后的《胜利大营救》融合本地特色，进行了本土化创新，以独特音乐元素（客家山歌）作为情感主线，结合前卫的美声、通俗、流行等多种音乐形式和舞蹈、话剧等舞台表现手法，给观众以全新的视听感受和艺术震撼。日前，《胜利大营救》在龙华会堂结束的6场公演，得到市民的热烈反响。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胜利大营救》编剧、导演，国家一级导演、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梅晓，与梅晓编导就升级改版后的《胜利大营救》的创作历程、创作意图及台前幕后故事进行了访谈。

《胜利大营救》剧照。

对剧本进行深化加工

记者：梅老师好，听说你父亲曾是一位抗日战士，你也受到了他的许多影响，去年为了排好《胜利大营救》，你查阅了大量的史实资料，那么今年的演出前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梅晓：《胜利大营救》自从首演以后，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意见。我们就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一个深化加工。我们关注的第一点是深化立意，第二是细化人物情感，第三是增加历史厚重感。这一次修改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切入，对剧本进行二度呈现的一些修改、加工和提高。

年轻演员“挑大梁”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梅县山歌剧团演艺有限公司来担纲演出，这个梅州的艺术团队“遇上”深圳白石龙发生的这段历史时，会产生怎样的碰撞？

梅晓：我在梅州带了整整十年的山歌剧团，梅山县这个剧团带了五年，常被剧团里的这些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所感动。虽然是一个县级的剧团，但经验很丰富，有着省级剧团的“范儿”。十年磨一戏，当初提出这个项目策划时，我们就达成共识，这个剧不是做一两场就丢下的，而是要不断打磨成为精品演下去，所以选择一个成员固定、幕后人员配备齐全的班底“联姻”是非常合适的。

这次演出的演员多是“90后”，还有7、8位“00后”，这些年轻人怎么走进这段历史，真正了解剧中人物的行动逻辑和情感变化？这也是一次有意思的互动。我历来说，大家做的不仅仅是一场剧，而是共同进行一次对生活的反思。起初一些演员拿到剧本，看到这个故事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坐排”这个环节上，从剧本本身的故事延伸出去，去思考这段历史，带动他们将当下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场景类比。我告诉他们，别看这些是“跨历史”的，但人的情感是能跨时空产生共鸣的。实际上，排练不难，不会就手把手教到会为止，但如果演员自身不能去理解剧本、理解人物，演出来的剧是没有生命力的。

《胜利大营救》剧照。

真正的灵感来源于创作初衷

记者：去年的《胜利大营救》中，您将“情”字贯穿了整部剧，爱情、家国情、同窗情等，今年则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独特音乐元素作为主线，请问这种改变是有什么灵感触发吗？

梅晓：首先从剧本的角度，我们对第一场作了结构上的重置，增加了一些文化名人流落香港之后，面对祖国山河被日本鬼子践踏，他们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通过他们郁闷中借陆游诗词抒怀自己的内心，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爱国的情感和立志回报祖国的真实内心，这是在原剧本上做了较大的一个深化和修改加工。

第二，强化了革命者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当中，对于爱情和家国情这两者之间细腻的情感把控。在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的爱情放在“小我”的位置，把“大我”无私地推到了民族的前面。还有在最后一场中，通过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外国人士、游击战士和文化名人的对唱，进一步深化推动人物的家国情怀的舞台呈现。另一个改变就是用技术的手段，将一些浪漫的革命主义情调和无缝纱幕的使用，以及历史资料的链接，展示当时的抗日热潮。

第三，舞美方面的改变。过去受资金限制，很多象征性的东西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这回通过再次的投入，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通过舞台技术手段，让舞台的气势变得更美、更大气，更有历史的沧桑感，这种舞台效果将观众带入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这也是这次重点突破的地方。

这一切的修改和提高，在之前就有一些构思，因为当时时间和资金等等的限制，所以《胜利大营救》在不断的磨炼过程中变得成熟起来。真正的灵感来自于创作初衷，因为我是抗日战士的后代，我借此对老一辈的抗日志士们表达我们这一代人对他们的尊敬，正是有这么一份情感，所以我们愿意通过舞台传达一种敬意。

《胜利大营救》剧照。

虚实结合富有艺术感染力

记者：作为一部改编自史实的音乐剧，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间该如何把握？

梅晓：这样的艺术创作首先要尊重历史和真实，在这基础上，艺术家进行合情合理的虚构，通过艺术的再创作形成富有感染力的故事，引发观众重新去思考、感悟这段历史。这部剧的所有人物形象都能找到原型，但并不是单一的原型，采取的是“杂取种种人”的人物塑造方式。我希望一个人代表一个群体，随着故事的发展，人物观念的碰撞和变化，传达出一个理念，当我们的国家、民族遇到危难时，大家能抛开任何的阻折，团结和睦地走到一起，那这个民族就是有未来、有希望的。

爱国情怀得到升华，这是价值所在

记者：今年的《胜利大营救》对比起去年，在您看来什么不一样呢？

梅晓：今年的《胜利大营救》，应该是舞台的视觉冲击不一样了。还有更多的是写人物的情感上。这个不一样是很明显，特别是通过第一场、第二场和最后一场，加深了对文化志士和文化名人在当时这种历史状态下的情感状态呈现。通过白石龙村民和游击战士在营救过程中的交集中，强化了情感链接，爱国情怀得到了升华，这就是价值所在。这种价值也是值得我们用时间、精力和资金等在舞台上呈现的一种爱国情怀。（龙华新闻记者 李秋妮 王雪敏）

《胜利大营救》剧照。

■花絮

演出反响热烈 让经典流传不息

《胜利大营救》本月已在龙华会堂连续进行了6场公演，这一情节跌宕曲折、引人入胜、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音乐旋律优美、感染力强的全新改版音乐剧让观众享受了一场又一场视觉上的艺术盛宴。

观众中不乏白石龙村民的后代，亲切的乡音和熟悉的祖辈故事让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向演员们深深地鞠躬；一位来自军队的军人受现场气氛感染，起身默默地给予了一个标准的敬礼；两位年轻的女孩在座位上捂住嘴，早已泣不成声；从葵涌社区远道而来的观众朋友在演出结束后拉着演员的手，久久不愿离去。郑女士是《胜利大营救》在龙华会堂内巡演的最后一天来观看演出的，她说：“剧情将史实与音乐剧艺术想结合，带领我们回顾历史。最令我触动的是，坐在前排的我看到一位演员表演时滴下的汗珠，我想：现场演员就像抗日时期大营救志士一样挥洒汗水和鲜血，只为带给人民更多的幸福和快乐。被抗日时期爱国之士的英勇壮举所震撼的同时，我们也要向这些演员们致敬！”

罗大爷说，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了营救这些中国文化名人、拯救中华文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留下了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为生动的历史读本。在当今盛世中国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牢记今天的和平，因为如今和谐的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朱赤说，“我觉得《胜利大营救》这部音乐剧非常好。一是从剧的内容来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段历史，作者非常用心，剧情基本忠于史实；二是表现手法比较新颖，采用山歌音乐剧的形式，是一种创新；三是这是一部比较大型的剧，场面宏大，看起来十分过瘾。”（宝安日报记者 李秋妮）

《胜利大营救》剧照。

■历史回溯

脱离虎口 安置茅草棚

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公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必须到“大日本军报道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当时，包括茅盾、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投入营救、护送、接待工作。

当时的惊险抢救过程也被这些文化人士以各种形式予以记录：

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也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名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茅盾《脱险杂记》

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港九之间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在全市进行搜查，强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记得我们当时曾看到敌伪出版的报纸上，有日本特务机关借用“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生前的好友，与不少我国的文化人有交往）的名义刊登的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并约请他们谈话。其实在启事中提到的人，有许多人当时并不在香港（即如郭沫若、田汉等），从此也可以看出敌人的情报不准确了。

——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

我们在那座洋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被引到离楼房二三里地的山林里，那儿已新搭好一座茅草棚。带我们去的人说，因为总部所在地是敌人关注的焦点，容易受敌人的攻袭，所以让我们住到这里；茅草棚虽简陋些，却比较安全些；草棚外还给我们配了警戒哨，可以放心休息。

——廖沫沙《东江历险长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