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人神鼓剧照。

二胡演奏家宋飞。

当我们提到“丝绸之路”，似乎有几个词会情不自禁地浮现脑海——“丝绸”二字自然是不可少的，然后还会有“马可波罗”和“沙漠”；同时，脑海中还会抑制不住地浮现出一幅经典情景——烈日下一望无际的沙漠，一个驮着货物的商队缓慢前行，伴随着一阵阵的铃声。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无论是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抑或是今天我们所提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路上的途径地区和国家都呈现着各种不同的地貌，有高原有戈壁有绿洲有平原有盆地，那就更不用说它们各自缤纷的文化色彩，涉及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欧洲部分，几乎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明与民族。

壹

回望历史，如果要说辉煌，大唐帝国是当仁不让的朝代，彼时的长安街头充斥着各色人种，耳畔回荡的是各种语言。在不同人群的密切交往之下，实物、生产方式、宗教、文化、艺术都从印度、波斯所象征的“西方”纷至沓来。所以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宫廷音乐中看到来自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和喀什等地的官方音乐标配（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等多部伎乐），真正意义上体现了一种多元且自信的盛况。

想必这条丝绸古道上的歌舞伎乐，一定对当时的中原音乐带来重要冲击与影响，只是我们今天无福消受那令人艳羡的古代音响，文字的记录只留下了难以验证的想象。但是这个时期还是为我们留存下了一些至今沿用的“精神财富”。如果要说今天象征着华夏精神的琵琶、唢呐、扬琴、胡琴是由外传入的“西方乐器”，恐怕很多人会有些迟疑，正如我们从未思考过此刻正享用着黄瓜、核桃、胡椒、菠菜等食物也同样是舶来品。然而这些乐器恰恰是那时从西域进入的“胡乐”，并随后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本土化，充分渗透了汉族的精神与喜好，塑造成为富有中国趣味的民族乐器。

所以，过去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封闭与隔绝，恰恰相反，我们很多时候都从各方面接受了外界的作用。正如时下火热的《丝绸之路》一书作者彼得·弗兰科潘所认为的那样，区域化的接触，甚至全球化都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区别只在于开放、交流和相互影响的速度和程度有了今非昔比的演进。

贰

纵览全球各地的音乐，我们会发现对于部分地区音乐的轮廓似乎了然于心，但对于有的地区音乐样貌，我们却有些模糊：有关欧美、东亚音乐，多少都有熟悉的种类，前者有西方艺术音乐或欧洲民间舞蹈，比如当下总能看到的爱尔兰节奏有力的踢踏舞、西班牙激情澎湃的弗拉门戈；后者有日韩流行音乐或日韩电视剧中偶尔穿插的片段，如象征日本符号那肃穆庄严的雅乐或韩国抑扬顿挫的说唱艺术形式“板索里”。

对于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音乐，我们可能在偶尔观看宝莱坞电影时看到那载歌载舞的印度电影音乐，或是在泰国、柬埔寨旅游的饭馆、游客表演场所中有过短暂的歌舞表演体验；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音乐，哦，也许能想到肚皮舞和时下流行在古镇商业街头的非洲鼓（即使那敲打的并非是非洲节奏或音乐）；但是转到中亚、西亚，大概能说得上土耳其托钵僧旋转舞的都已经少之又少了。

简而言之，如果必须有一个很粗略的结论，不妨试一试对所牵涉区域特色的概括（依然建立在各国音乐具有差异性的前提条件下）：东亚的音乐注重横向的旋律线条起伏；欧美的音乐常追求纵向的立体音响结构；东南亚音乐则表现为对一种“锣群文化”的偏好，由金属制旋律打击乐器合奏构成音乐主体（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乐队虽未进入民众视野，但已逐渐加入专业音乐院校课程）；中亚地区因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形成古典套曲（似新疆木卡姆音乐）和史诗吟唱（游牧文明）的音乐传统共存；南亚音乐崇尚一种与主要旋律即时呼应的共鸣弦声响，在复杂调式体系规则内（拉格与塔拉）实现的即兴，这一思维同西亚和北非有一脉相承的思路，但是在具体音高调式、旋律走向的操作层面会有地区的偏好（如微分音，也就是夹在钢琴琴键缝之间的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是由节奏为王的鼓乐所主导。

叁

此次首届“一带一路”音乐季中涉及了数十个国家，除了经典的古典音乐名团名作之外，还有不少凸显音乐季主题的亮点：有的作品关乎乐器，如印度的西塔尔琴；有的关乎题材，如俄罗斯民族乐派和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丝路题材创作；有的关乎艺术家，如阿尔巴尼亚指挥、埃及女钢琴家；还有的关乎音乐体裁，如宝莱坞歌舞，可谓在各个层面都严肃考虑了“丝路”元素的渗入。

其实，“丝绸之路”在当今文化上的意义层面来说，并非那么具象，它象征着一条兼容并收的道路。正如刚刚又一次斩获格莱美世界音乐门类大奖的“丝绸之路乐团”专辑一样，其核心人物大提琴艺术家马友友认为，“我们所演奏的音乐并不属于某一种文化，甚至也不限制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文化。合奏团成员所表现出的高超技艺和宽广的包容性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是一种包容的精神，是一种乐于开放与交流的信念。

尽管每一种文化都可能存在价值与审美上的异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无法替代的深意，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超高频率的合作与互动不仅需要我们保留各自文化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同样也需要我们通过对话连接彼此，才能最终谱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本报特约撰稿 张玉雯）